基督文化

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会通

基本上,基督教和欧洲的西方文化之间,自第一世纪到现在为止,有“起”、“承”、“转”、“合”四个阶段。而且基督教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,不仅是古代西方文明的“继承者”,更是近代西方文化的“缔造者”。
一、“起”:“文化交会”时期──道德的重整
基督教在西方发展的初期五百年,是属于“文化交会”的时期。在这个时期,希腊罗马文化对基督教有许多影响和贡献。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:基督教由希腊吸取了她们精确的观念及清晰的语言,将之用于教义的说明上。基督教也由罗马撷取了法律及政府组织的概念,藉此建立了教会严密的组织结构。但是其宗教及灵性方面的核心思想,却全然是来自希伯来的宗教。
然而同时,基督教也对当时的罗马帝国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首先在宗教方面,基督教所提倡的是一种富有伦理实践精神,又强调神圣超越之爱的一神信仰。这与当时民间流行的精灵崇拜式的原始宗教、希腊罗马式的多神宗教、东方式的神秘宗教、或希腊哲学家们的泛神论式宗教,都大异其趣。在宗教和思想相互激荡冲突的过程中,基督教的优越性也逐渐表现出来。
基督教与当时的其他宗教相比,其优越性在于它的“合理性”及“伦理性”。基督教虽然重视神秘的宗教经验,但是也强调理性思考;前者是主观的经历,后者是客观的验证。基督徒行事为人是依据《圣经》的原则,而非依赖异教祭司的“神谕”(Oracles);运用理性判断,多过用直觉感受。因此,单从知识探索的方法论而言,基督教是最合乎理性的。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,不仅有助于宗教迷信的破除,也有益于民智的开启。
至于伦理性方面,基督教与犹太教都是因信徒的圣洁生活而广受称道的。只是犹太教的“种族中心主义”,使之自绝于外人。基督教则吸引了许多教外人士的加入,即便屡经迫害,教势依旧蒸蒸日上。在道德方面,基督教不但重视个人的操守,也强调公共道德。基督教自始就鼓励信徒捐献,并且关顾穷人、孤儿及罪犯。并曾在早期某些地区实施共产主义式的社区生活,这是以一种自愿的“财富再分配”的方式,过群体生活,这对于减少贫富悬殊,有明显的效果。因此,在这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会通的第一个阶段,基督教最主要的贡献,乃是在社会伦理的重建和道德的重整上。虽然基督教所带来的这些改革,并未能挽救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的命运(因为那还牵涉到经济、政治和军事等多种因素),但是基督教至少帮助东罗马帝国的国祚延长了一千年之久,并且也帮助西欧文化的重建。
二、“承”:“文化承续”时期──民智的启发
基督教在欧洲的第二个五百年,是教化蛮族的时期。基督教在这五百年内,不仅使整个欧洲基督教化,而且成功地保全了希腊、罗马和希伯来文明的精华,没有毁于蛮族之手。这对文化的传承,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因为如今基督教所面对的,是在文化水平上相对较低落的蛮族文化。所以,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是以“强势文化”的身分,来提携、濡化甚至改造各地区的原有文化。
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,当西罗马帝国倾覆,国家教育系统停摆时,却是基督教的修道院承担起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重任,维系了文化的命脉。修道院在中古世纪的欧洲,几乎同时承担了“宣教中心”、“教育中心”和“文化中心”的三重角色。不仅如此,基督教更将拉丁文化及教育理念,推广到欧洲各个角落。基督教的宣教士不仅前仆后继地前往蛮荒地带传教,而且为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了文字,并设立了修道院作为教育中心。使未开化的蛮族,诸如北欧的维金人,英国的萨克森人,高卢的哥德人、法兰克人等,在短短的几百年内,都成为文明国家。
所以基督教在这个时期,是欧洲文化的“主导者”及“奠基者”,这种说法,并不算夸大。因此,今日所谓的“西方文化”,其实有很多是以基督教思想为主体,所创造出来的“新文明”。
三、“转”:“文化再造”时期──教育的推广
自十一世纪开始,由于十字军东征导致的东西文化交流,和继之而起的“文艺复兴运动”,使这个时期的欧洲文化仿佛枯木逢春,百花争妍。希腊文化经由阿拉伯学者再度被引介回欧洲,引起复古的热潮。这是欧洲“文化再造”的时期,许多欧洲最精致的艺术作品,也出自这个时代。
在文艺复兴时期,基本上基督教仍然扮演着主导文化发展的角色,特别在教育方面。因为许多早期的大学都是脱胎于教会的主教学校(Cathedral School),而学识最好的学者,也都出身于道明会或方济会等天主教修会,“经院哲学”更是主宰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思想。所以基督教的影响力,透过教育的管道,仍然无与伦比地主导着整个西方世界。
四、“合”:“文化更新”时期──思想的解放
十六世纪初的“宗教改革运动”,不仅在基督教的发展上,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,在西方文化史上也是一个“思想解放运动”及“民族文化运动”。因为一方面宗教改革家强调圣经的权威性,所有的基督教传统和仪文,都必须在圣经的准则下,重新再检验。这种“批判式思考”的立场,对天主教教廷的威信固然是极大的挑战,但对每位信徒而言,则是学习独立思考的开始。因此,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。
同时,这些宗教改革家,如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,强调所有的职业都是神圣的,都是信徒可以用敬虔的心去从事的。这观念鼓舞了基督教(新教)信徒从事各行各业时,有一股新的动力和“敬业精神”。在英国,这是清教徒大批投入科学研究,导致近代科学在英国突飞猛进的主因,同时,这也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推动力。
另一方面,宗教改革家为了使圣经更普及化,乃用各种语文翻译圣经,在很短时间内,德文、英文、法文圣经已经译妥,这对促进各民族发展各自的民族文化,有极大的鼓舞。在此之前,天主教的教廷为了维护“大公教会”(Catholic Church)的统一性,坚持各国各民族都必须用拉丁文圣经,也用拉丁文举行宗教仪式,以至于只有圣职人员才能看懂圣经,一般平民则无法窥其堂奥。宗教改革促使信仰更能落实到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,同时也间接地助长了正在萌芽的民族文化运动。
随后于十八世纪发生的“启蒙运动”,才使整个情势开始改观。教会开始逐渐在政治、文化上落居被动的地位。由于教廷的腐败和教会的分裂,使天主教自顾不暇,新教(基督教)则实力尚弱,均乏力兼顾文化的工作。国家主义的浪潮,也使教育的主权逐渐转移到各国政府的手中,公立学校开始出现。大学也越来越独立自主,渐渐脱离教会的管制,世俗的人文主义开始萌芽。于是欧洲的文化中心,已由教会转移到大学。至此,教会主导西方文化的时代性任务,终告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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